《元明工艺美术风格流变:以青花瓷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工艺美术”、“风格”和“流变”、时间段的选择、代表性器物的选择、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研究目的、已有研究成果回顾、二重证据法、对图像学方法的借鉴与补充、比较研究法的运用、钴蓝在古代西亚、钴蓝在元代以前的中国、元音花的产生等。
赵琳老师在其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元明工艺美术风格流变》,嘱我作序。
1996年,她从复旦文博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当时这个学院里还包括文博系、旅游系和历史地理研究所。她以优异成绩留在文博系工作,专门从事复旦大学博物馆管理,整天接触陶瓷、青铜等中国古代的艺术品。后来她攻读硕士学位时,选择古代工艺美术作为研究方向,或许是与这个经历有关。我忝为其指导教师,纯属师资上的客观因素。我不专攻工艺美术,只能以自己对中国古建筑园林艺术的感悟,为她提供意见和建议。而她的研究工作的深入,也拓宽了我的视野。
硕士毕业以后,她继续收集和整理有关文献和图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专注于古代工艺美术研究,还开设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等课程,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多年以后,她攻读博士学位,我又担任指导教师,延续了共同学习、教学相长的经历。显然,我对工艺美术的认识依然如故,“指导”基本是工作性的。但她的研究工作已经很深入,把古代工艺美术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古代器物的具体对象紧密结合,从器物的造型、图案、色彩看工艺特征,从工艺特征看风格,从风格看社会文化诸因素,形成了周密的考察路径。她的博士论文,就是对她似往独立研究过程的总结和完善。这次有幸得到复旦出版基金的资助以后,又做了专门的修正,形成了专著,终于可以出版问世,为古代工艺美术研究增添一份成果。为此我深感欣慰,特此为序。
赵琳,1972年11月生,四川人。1991年考入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职于文物与博物馆学系,2012年1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工艺美术史及中国艺术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译文20余篇,曾获“复旦大学MOTOROLA奖教金”。主张运用王国维先生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以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对艺术史进行“明变”、“求因”和“评判”。
序
第一章 序论
第一节 引言
一、关于“工艺美术”、“风格”和“流变”
二、时间段的选择
三、代表性器物的选择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目的
一、主要研究内容
二、主要研究目的
三、已有研究成果回顾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二重证据法
二、对图像学方法的借鉴与补充
三、比较研究法的运用
第二章 元代工艺美术风格
第一节 元青花的色彩
一、钴蓝在古代西亚
二、钴蓝在元代以前的中国
三、元音花的产生
第二节 元青花的图案与造型
一、图案
二、造型
第三节 元代漆器
一、色彩与造型
二、图案
第四节 元代工艺美术风格分析
一、风格分析
二、原因探研
第三章 明代早中期工艺美术风格
第一节 明代早中期青花瓷上的外来影响
一、图案
二、造型
三、外来影响原因探研
第二节 青花瓷:继承传统与再创造
一、图案
二、色彩
三、造型
四、原因探研
第三节 明代早中期工艺美术风格分析
一、风格分析
二、点评与原因探研
第四章 明代晚期工艺美术风格
第一节 明代晚期青花瓷
一、图案
二、色彩
三、造型
第二节 明代晚期家具
一、图案
二、色彩与天然纹理
三、造型
第三节 明代晚期工艺美术风格分析
一、风格分析
二、原因探研
结束语
图片说明
参考文献
后记
(2)造型与图案上的本土元素:
在元青花的造型和图案上,既有本土元素,又有外来成分,有时显得十分难以厘清。不过,如果对元代以前中国器物和西亚陶器、金属器及玻璃器进行充分了解,并作细致比对,辨析工作还是基本可以做到的。笔者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判断,在造型上,宋代器物造型在元青花中得到大量继承和沿用;在图案方面,尽管在构图和表现手法上,外来痕迹较为浓重,但元青花的图案题材仍主要表现为中国本土元素:一方面许多宋代图案题材得到继续沿用,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元代新流行时尚——元曲题材的图案。
元青花输出到西亚之后,其上装饰的中国图案题材又被西亚工匠们积极模仿,凤纹、龙纹、飞鹤纹、牡丹纹、波涛纹等很快出现在西亚的工艺美术装饰上,尤其是纺织品和陶瓷中。所以,元青花诞生时虽曾受到来自西亚装饰风格的影响,然而其诞生后马上又反过来对西亚艺术产生深远影响——无怪乎研究中国与伊斯兰艺术交流史的学者塔妮娅·托拉(TanjaTolar)会对笔者感慨地说:“中国艺术和伊斯兰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此复杂,难以厘清。”
2.元青花艺术的“西亚元素”主要体现于如下几方面
(1)市场需求:
来自西亚的旺盛的市场需求是元青花产生的原动力,如本章第一节所分析,西亚各民族与地区出于对青金石的崇尚,很早就开始利用钴料进行深蓝色的装饰,主要表现在玻璃、陶器和釉面砖的制作上。这个脉络自公元前就已发端,一直绵延发展,未曾断裂;伊斯兰教兴起以后,深蓝色调又被穆斯林视为神圣高贵的色彩,在古兰经和清真寺装饰中常常用到它。与此同时,白色也一直是穆斯林所喜爱的色彩①。然而在陶瓷制作上,由于技术和原材料的限制,西亚陶器胎质疏松、发黄,要靠化妆土增加白皙度,钴蓝釉料也常常散溢,其产品尚未尽如人意。因此,一旦制瓷技术远为发达的中国开始生产青花瓷器,其洁白致密的瓷胎、细致精湛的图案,蓝白辉映的华美,无不让西亚国家沉醉,成为王室、贵族及宗教场合陈列和收藏的重器,并进而成为西亚陶工们长期追仿的对象。正是由于西亚市场的刺激,才使元青花在极短时间内由一个婴儿直接“长大成人”。(2)色彩与造型上的外来元素:在色彩方面,元青花所体现出的异域元素是最集中的,突出体现于“钴蓝”的运用。在本章第一节中,笔者详尽分析了“钴蓝”在西亚受到崇奉的悠久历史渊源。正如中国传统的青瓷是出于对玉的模仿、与中国人“崇玉”有关一样,钴蓝在西亚玻璃、陶器和釉面砖中的运用,是西亚人出于对青金石色彩的崇尚和模仿;后来这一文化又被伊斯兰文化加以吸纳和传承。而对钴蓝的运用,在我国元代以前不见有序的传承。虽然在唐代,具有“海纳百川”精神的唐人曾进口钴料进行陶瓷装饰,但他们用在唐三彩上创造性的、富于激情与生机的发挥,如点彩、泼彩、“染缬”技法等,所带来的装饰效果与审美情趣,显然与西亚以钴蓝装饰的白底蓝花器大相径庭。扬州出土的唐青花,则可能是为西亚市场生产,也有学者认为是由居住于扬州的阿拉伯人从西亚所带来①。至元代,正是由于西亚市场的刺激,主要以钴蓝釉料进行画花装饰的元青花才得以发展起来,并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瓷器主流。钴蓝这一色彩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本土化进程后,至明代后期经文人精英阶层的加入,终于与中华文化艺术传统彻底结合,转而成为中华物质文化的代言者之一,这是后话。
在造型方面,尽管元青花的主要造型传承自宋瓷,但异域影响依然可见,除了外来器型的出现外,更主要的体现,是在器物的体量和品种类型的改变上。元青花的体量整体增大,胎体厚重,造型雄浑。这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豪放有关,更与西亚市场人们的生活习俗有关。品种的更替在元青花中也十分明显,宋代常见的碗不见了,盘在元青花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最为常见的宽边折沿盘显然与西亚人的使用习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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