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经汇校新解 _黄怀信著_9787302367987

黄怀信编著的《周易本经汇校新解》对《周易》本经进行全面校理和详细解读，每卦由原文、汇校、注释、训译、卦说五部分组成。《前言》部分主要分析介绍《周易》本经的构成体例，以及整理研究《周易》的方法等问题。

　　本项目承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资助前言作为十三经之首的《周易》，由其本经和《易传》组成。本经原是周人的占筮，即用蓍草成卦，以预测吉凶之书；《易传》，是後人对本经的解释。由于《易传》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为了借本经以发挥自己的哲学，而不是为了占筮，加上部分的误解，所以不可能完全符合本经的原意。所以，要想了解《周易》本经的原意，首先必须脱离《易传》，从其经文本身入手。其次，必须了解《周易》本经的构成体例。《周易》本经六十四卦，每卦各有其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五个部分分别是怎么来的，孰先有孰後有；各爻之间有何关係；卦辞、爻辞分别是讲什么的，在文字表述上各有什么规律；爻辞与卦辞、卦名有什么关係，等等，就是所谓《周易》本经的构成体例。以下我们先来解释这些名词及体例。
　　先说卦画。所谓卦画，就是每一卦最前面由六层长短横线画成的符号或图象，所以也叫卦象。因为卦画是一卦之体，所以也叫卦体。卦体之六层，代表六爻。长横线代表阳爻，短横线代表阴爻。所谓长，是指中间不断（）；所谓短，是指断成两截（）。而根据部分卦名及卦爻辞，六爻实际上是由本为三层长短横线画成的八卦即所谓八经卦重叠而成。就是说六十四卦本是由八卦推演重叠而成。这也是理之当然，因为八卦重叠，只能得出六十四卦。但实际上在占筮的时候，很可能是六爻一次性逐层筮出，而不可能先筮三层，再筮三层。所以，卦画首先是一个整体，其次才有上下体之分。卦画上下体之分固然是卦成以後之事，但对于大多数卦来说，其上下体又是其卦名、卦义产生的依据。所以，读《周易》，必须先认识构成卦画上下体的八经卦符号。
　　八经卦的符号，分别为: 代表天、地、雷、山、火、水、泽、风八种物象。用朱熹的话说，其形象叫作“乾三连”，“坤三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显然，八卦与六十四卦，其基本构件都是阴爻和阳爻。而爻辞，也与所在阴阳爻有直接关係。所以，知阴阳又是读《周易》的先決条件。
　　周易本经彙校新解前言所谓阴阳，是古代中国人发明的一对哲学概念，大凡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一切相互对立的现象与事物，都可以用阴阳来代表。比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冷为阴热为阳、水为阴火为阳、明为阳暗为阴、昼为阳夜为阴、上为阳下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君为阳臣为阴、刚为阳柔为阴，等等。既然如此，自然就可以专门为之造出一对符号，而不必别有所象。“”、“”对于卦体来说，无疑是最简单、最恰当的一对符号。当然，最初的阴爻符号也可能作“∧”。
　　卦名皆因卦画而起，但起名的方式与角度，则不一致: 有的用八经卦之本名，如《乾》、《坤》、《坎》、《离》等；有的根据卦体上下经卦会意，如《屯》、《蒙》、《需》、《讼》、《履》、《泰》、《谦》、《豫》、《随》、《蛊》之类；有的根据整个卦象取义，如《师》、《比》、《小畜》、《大畜》、《大过》、《小过》、《大壮》、《夬》、《姤》之类。而会意者之中，又有直接根据八卦所象之物相会，有结合其上下之位相会，有根据八卦卦德如健、陷、丽、动、顺、止、悦等相会，有的甚至是所象之物与卦德交互相会，等等。而卦名之中，大部分用本字，也有一部分用借字，如《需（濡）》、《豫（娱）》、《遯（豚）》、《兑（悦）》等卦。可见比较複杂。当然，对部分卦名的认识，历史上并不一致，甚至有些或许还需要继续存疑。但不管怎样，卦名根据卦画而起，则是肯定的。所以学《周易》必须先学会识卦画。
　　卦辞，解释一卦之总义，即筮得此卦，会怎么样，有何吉凶。显然，这是占筮的目的所在。所以，卦辞应该是古人最看重的。具体的卦辞，一般有几方面的内容: 是否“亨”（享，受用），或“亨”的程度，如“元亨”、 “小亨”之类；是否利“贞”（占卜），或者具体利何事何物之贞；是否吉凶与吉凶的程度，或者何事吉凶；所利或不利的其他事项；预兆何事，等等。当然，这些内容不是每卦全有。卦辞虽然是古人占筮的目的所在，而在今天，自然已经不能适用，因为时代变迁，其中很多事情本身已是今之所无。但是，结合卦画与卦名，可以看到其中的思想观念、哲学原理、判断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历史事实，等等。所以，卦辞的意义依然是重大的。
　　爻题，即卦辞以下、各爻辞前面的题名，如“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之类。“初”，指最下面一爻。往上依次为“二”、“三”、“四”、“五”，最上面一层称“上”。“九”代表阳爻，“六”代表阴爻。六爻之所以从下往上数，与正常相反，正反映占筮预测未知的特质。而事实上根据部分爻辞可以知道，六爻的位次也代表人身自足而头的部位、物体由下而上的位置，或者事物渐进、发展的先後与过程。有时候，如《乾卦》，六爻又明显代表天地人之位，即初、二为地位，三、四为人位，五、上为天位，即所谓“三才”。大多数情况下，“五”位最尊，阳爻更甚，所以後世有“九五之尊”之说。而阳爻代表刚健、粗大、孤独之物，阴爻代表柔顺、细小、双两之物，也是义例之一。又凡笑语言谈或一切有口之物，必皆用阴爻；反之亦然。若有不合，必有讹误。
　　爻辞，即各爻题後面的文字，是对该爻的解释与判断。爻辞的体例，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 前面一部分言所象，即这一爻象什么；後一部分是占断，即该象预示什么，有什么意义，或者应该怎么办。偶有双象双断者。今本部分爻辞缺少所象或占断，应当是流传脱失所致；偶有所象在後、占断在前的现象，应当是属于倒置。所象，有人事、有自然，也有禽兽之类，而一般都是在其卦名意义范围之内，根据该爻的阴阳与位次得出，也有根据连同其下一爻或数爻之象得出的，如《坤卦》之六二、六三、六四、上六等五爻辞皆是。占断的内容，主要有所谓吉、凶、悔、吝、咎，所利所不利之事，以及所宜采取的行动与对策等等。占断与所象之间，往往有哲理与逻辑上的联係，反映作者的思维理路与价值观。特别是所象人事之中，有不少属于真实事件或历史故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于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之间的关係，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卦名因卦画而起，卦辞同时根据卦画、卦名而来。而爻辞，首先是根据卦名，然後结合其阴阳位次而来。因此可以知道，《周易》本经每一卦之由来是: 根据自下而上的原则，先一爻一爻筮出六爻成卦，再根据卦画得出卦名，再根据卦名与卦画写出卦辞；再结合卦名和阴阳位次为每一爻给出所象与所兆之事，就是爻辞。六十四卦合编起来，就是全部《易》本经。总之，爻辞最後产生，而且必与卦名相关。而由个别卦还可以看出，爻辞对卦名的理解应用与卦辞不同，如《姤卦》之“姤”，卦辞可能理解为“媾”，而爻辞则可能理解为“遘”；《中孚》卦以卦辞象徵漂浮，以爻辞则象徵虚浮。所以，卦、爻辞不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既然卦名、卦辞的得来与卦画有关，爻辞的得来与阴阳位次有关，那么解读卦爻辞，就必须结合卦画与阴阳位次，即所谓象数。脱离象数，卦爻辞的意义将会变成任意的。
　　关于《易》本经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殷末周初，基本是正确的，因为卦爻辞中，有反映殷人祖先及周初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比如《大壮》卦六五爻辞、《旅》卦上九爻辞讲到的“丧羊于易”、“丧牛于易”，与殷先人王亥有关；《既济》卦、《未济》卦讲到的“高宗伐鬼方”、“震用伐鬼方”，皆商王武丁时事；《泰》卦六五和《归妹》卦六五爻辞讲到的“帝乙”，为殷纣王之父。而《随》卦上六“王用享于西山”之“王”，无疑应是周文王；《晉》卦“康侯用锡马蕃庶”之“康侯”，则是武王灭商以後所封；《益》卦六四言“利用为依（殷）迁国”，亦可见在殷亡之後。《兑》卦九四爻辞言“商兑（悦），未宁”，更知在武王灭商之後，周公东征之前。所以，《易》本经之成书，当在武王灭商之後。其作者，应是当时周王室的一位筮人。但是我们还应知道，作为占筮之书，尤其是卦爻辞之占断，本应是长期占筮经验的积累，不可能一次性地主观臆造。所以，《易》本经成书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不管怎样，其最终的写定，最早应在武王灭商之後。至于今本卦序的编排是否出于後人之手，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马王堆帛书本的卦序，就与传世本不同。
　　《易》本经六十四卦的卦序，一定程度上反映编者的哲学思想与逻辑思维。但《易传·序卦》的解释，则未必完全符合编者本意。因为六十四卦实为32对，而之所以为对，首先是因为卦画相反，即同位次的爻阴阳相反，或上下经卦相反，而不是完全因为哲理。
　　《周易》传世版本无数，但基本上都是经传一体本。个别虽有单经行者，但无非是从经传一体本中抽出。因为自《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已是包括“上下经及十翼”（颜师古注）。所以，《易》本经的版本与经传一体本版本基本无大差異。但与其他古书一样，流传，必然产生讹误。《易》本经从西周初传至今天，已历三千馀年，其中有讹误自可想见。所以，《易》本经需要校勘。而历史上虽然有如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清代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那样的名校，但事实已经证明，其中问题依然不少。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出土本，包括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本、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竹简本，1994年上海博物馆由香港购回、2003年12月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以及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的竹简本《归藏》，均是前人所未见。所以，近年侯乃峰博士彙集所有新出土的材料，以及所有前代名家之校勘成果，撰成《周易文字彙校集释》（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3月出版），使《易》本经的異文異说历历在目，极大地方便了进一步的研究。本编之彙校，就是在其彙校基础上完成的。而本编彙校与侯博士彙校之不同，除了为所校出的異文一一给出判定说明，主要在于增加了本校和理校。《周易》本经原文，则据唐开成石经本。所谓本校，就是根据经文本身的体例、上下文、前後文进行互勘；所谓理校，就是通过经文本身的义理、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係等进行校勘。而前人之校，则基本上都属于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校。
　　之所以增加本校、理校，是因为我们读前人已校之本或者各家之译注，总觉得有不畅或者矛盾之处；而明确了《易》本经的性质以及卦爻辞体例之後，大量诸如脱、衍、误、倒、重複、错简之类古书常见的现象，就都会呈现出来。比如卦辞与卦画卦名不合，爻辞与爻题不合，阳爻而说阴事、阴爻而言阳事；在下位而言上、在上位而言下；爻辞缺少所象或占断，爻辞不合卦名卦例；卦辞过于简单或繁複，爻辞过于简单或繁複；一爻辞过于简单另一爻辞又过于繁複；或者当为有而言“无”，不为利而言“利”，不当悔而言“悔”，已成凶而不言“凶”，既言“凶”又言“无咎”；或者前後文没有逻辑关係，等等。当然，这类讹误都没有版本的依据，不易被人发现和接受。所以，我们只是在其相应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说明並出校记，而没有直接改过。如此则读者读之，既可知旧本之貌，又可知应为之貌。若以为新校不可从，则自可依从旧本，两不耽误。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指出: 本校、理校固然没有版本依据，“比较危险”，但绝对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因为没有版本依据而不校，已有的讹误就会被永久地保留下去，文献本来的意义将永远不会被发现。那样，学术不仅不能进步，而且还会失去其科学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对学术负责的精神，力争使学术变得更加科学。否则我们将既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後人，更对不起我们所处的时代。
　　《周易》旧注无数，今人译注亦几无数，但基本也都是经传同注全译，而且是据传说经。前面我们知道，《易传》本是其作者借卦爻辞发挥自己的哲学，在文字训诂方面不免会有曲解附会，甚至有意歪曲。所以，据传说经，必不能得出经之本义。要想明确经本义，必须脱离《易传》，最多祇能参考《易传》。这是首先要明白的。其次，通过彙校，经文本身与旧本已多不同，所以经义亦必有異，故此需要重新注译。其三，经文中的许多关键字词，自《易传》已经曲解，今又没有统一认识，如“元亨利贞”之类，所以必须重新进行解读。其四，经文中有些常见字词的用义，各卦（个别除外）应该一致，应当以例求其本字或者本义，而前人多所望文生训或者以今义解之，如 “孚”、“朋”之类。其五，了解了卦名本于卦画、爻辞根据卦名的体例，可以发现个别卦名的读解可能有误，如《需》、《咸》、《遯》之类。其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爻辞一般有所象、占断两部分内容的体例认识不清，前人所解至少从译文上看不出有相应的认识。所以我们做了这部新解，包括训译。而最终结论，与前人多所異趣。当然，我们的结论未必完全符合古人本意，但是，毕竟我们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而且自认为方法与方向是正确的，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周易》本义必将被完全发现，“天书”之说也终将成为过去。
　　关于卦义，包括卦画、卦名的取义，各卦及其卦爻辞的哲学或教育意义等，《易传》之说影响巨大，前人亦多从之，所以需要结合《易传》进行说明。然而我们看到，《彖》、《象》往往不同，其他亦时或有異。种种不同之孰是孰非，需要评判；传文本身所言何义，亦需解释，所以我们于各卦又别作“卦说”以分析说明之。唯因认识尚浅，评说未必合理到位，还需读者批评指正。
至于读《易》本经的目的，首先是要把它视为一种文化去认识，从中了解当时的社会、人们的生活与处事方法，以及作者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哲学思维、聪明智慧等等，並从中受到启迪。比如根据卦爻辞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人们占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看是否“亨（享）”——受用，即是否对自己有好处，或者“亨（享）”的程度，如“元亨”、“小亨”之类；其次是为了決定是否进行“贞”，即用龟占卜，或利不利贞，或利何事之贞，以及利何人贞等等。再则是为了知道是否有利于涉大川、见大人，建侯、行师之类活动。另外还可预测诸如周王行动，有无俘获，可否即戎，有无危险，有无災咎，出入疾疢，往来羁旅，得朋丧朋，可否行事，可否祭祀，可否用牲，吉凶祸福，事情终始，下雨与否，能否嫁娶，能否养畜，悔亡与否等多方面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贵族们的主要日常活动，以及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另外卦爻辞中“吉”字156见，出现频率最高，“凶”字也有60见，可见当时人的吉凶意识非常之强。“无咎”96见、“厉”（危险）字27见、“吝”（难行）字20见，也属同类。说明在生产力低下的当时，人们对吉祥平安的渴望。“悔”字出现35次，包括“有悔”“无悔”“悔亡”之类，说明当时人们对做事有无悔恨比较重视，目的无非是为了求福。所以《论语》记子张问干禄（福）,孔子曰: “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福）在其中矣。”“征”字出现18次，“利涉大川”出现11次，加上“利西南（东北）”之类，说明当时人的出行、交往比较频繁，比较普遍。另外“行师”“征国”以及“出征”等词的多次出现，说明当时邦国部族之间的战争比较频繁。而经文中“孚”字出现46次，只有一次用同“浮”，其馀均用同“俘”，绝大多数均指俘虏，而且说“有孚挛如，富以（于）其邻”等等，说明当时俘人现象比较普遍，甚至用于家庭。无怪乎《尚书·牧誓》武王誓词中说“无迓克奔，以役西土”，看来周人确以战俘做奴隶。另外“亡”字出现26次，大部分都指逃亡、逃跑，说明当时俘虏或奴隶逃跑现象也比较普遍。“朋”字11见，均指朋贝，相当于货币，加上《旅》卦等卦所表现的商业行为，说明当时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而“资斧”一词的出现，又说明当时以货易货现象的存在，等等。总之，《易》本经所蕴藏的信息量是巨大的，只要认真体味，完全可以“仁者见仁谓之仁，智者见智谓之智”，看到当时社会的多个方面。当然，前提是必须真正读懂。至于占筮预测，自然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比如主要根据卦名、卦画以及阴阳象数。但是一定要知道，传统以来的解释，包括《易传》，大多是不大靠得住的。

　　本编《周易》原文及注、说所引《易传》，皆据“皕忍堂”所刊唐石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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