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凝聚主编20年教学经验，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采用全新授课理念打造。教材按照中国新文学历史的发展顺序组织章节，有详有略，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在时间上，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不必要的隔阂，使其前后融为一体；在空间上，以内地文学为主体，包括了台港澳文学，同时也吸收海外华文文学的精华，将其共冶一炉。自2006年出版至今，广受师生好评，2008年获评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此次修订，增加了绪论，顺应学术潮流，将海外华文文学改为附录，并对相关章节作了较大增删。
刘勇 男，文学博士。祖籍江苏扬州，出生于南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鲁迅研究会、郭沫若研究会、老舍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2001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14年被教育部评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讲演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域与形态》等学术著作，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现代文学专题》等著作和高校教材，撰写并发表了学术论文百余篇。主要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等课程。先后在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分别在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澳门等地大学举行过“中国文学与文化”、“中国内地中学语文教学的若干思考”、“内地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及“鲁迅与北京文化”等大型学术讲座。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及主要特点
一、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十年
（一）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文学发展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通常又叫“五四”时期的文学，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它是现代文学开拓与奠基的阶段。鲁迅、郭沫若等一批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及其现代文学的奠基作，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最初一批重要的社团流派，都出现在这一阶段。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发展，即由文学形式的外在改革逐渐转向思想内涵的深刻变化。
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分别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胡、陈二人的文章作为理论先导，对文学革命的兴起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响应文学革命的主张，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把文学革命运动迅猛推向高潮。与此同时，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小说方面，有鲁迅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还有叶绍钧、冰心、郁达夫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诗歌方面，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众多的白话新诗人，他们以白话新诗动摇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其内容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散文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小说和诗歌，它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作的大量文艺短论（随感录和杂文），还有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美文”）中；此外，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话剧方面则有胡适、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作的白话剧本，在中国首先尝试了话剧这一新文学样式。所有这些创作都以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最突出的主题是反封建。农民及其命运成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和素材，而且与历来的文学不同，作家在描写农民的过程中，彻底否定了整个封建旧制度，具有更为强大的批判力量。知识分子的生活、探索和思考也得到了广泛的表现，很多作品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高度敏感，描写了他们摆脱封建道德束缚、争取婚恋自主、追求个性解放的奋斗与抗争，同样体现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
1921年以后，随着新文学理论和创作的深入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刊物，涌现出众多的新文学社团，较为重要的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未名社、莽原社、南国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其中，文学研究会标榜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创造社鼓吹重艺术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两大风格流派，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与“现代派”诗歌等丰富多彩的风格和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的成熟和壮大。
这一时期新文学作家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广为译介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扩大了新文学的艺术视野，开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联系的格局。这一时期文学的局限在于，一些作家生活视野还较狭窄，不太熟悉自己以外的天地，崇尚自我和自我表现的情绪成为一时的风尚。有些作品还程度不同地带有感伤颓废情调，甚至有宿命论倾向。在译介外国文学的过程中，有些译者未能很好地区分精华和糟粕，缺乏应有的分析批判能力；而在对待民族文学遗产上存在的某些形而上学、虚主义倾向，又影响了文学创作更好地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追求。
（二）第二个十年（1928—1937）的文学发展
第二个十年（1928—1937）的文学，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通常也称“左联”时期的文学。左翼文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高涨，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除了出现一批左翼作家作品之外，还出现了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等一大批风格独特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并出现了众多的社团流派，形成了现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因此，它是现代文学发展、成熟的阶段。
1928年前后，为适应蓬勃发展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主，开始积极倡导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得到了广大进步作家的积极响应。30年代初成立的“左联”等左翼文学团体，把这一运动全力推向高潮，使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显著增强。作品的题材扩大了，很多作家注重正面反映轰轰烈烈的产阶级革命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罪恶，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都市社会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很多作品不仅表现农民的苦难遭遇，而且着力描写农民的思想觉醒和英勇斗争；不仅揭露封建压迫的残酷和阶级矛盾的对立，还注重展示帝国主义势力对农村的入侵和民族矛盾的加剧。这些都表明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茅盾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还有蒋光慈、洪深、田汉、臧克家、丁玲、张天翼、叶紫、洪灵菲，以及“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中国诗歌会等作家和社团的创作，都显示了左翼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这一时期，左翼之外的一些重要作家也创作出了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和一些探索性、尝试性的作品，特别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和《日出》，以及沈从文的《边城》，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大河小说”，还有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和以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等等，这些作品都以不同的艺术方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矛盾，达到了较深的思想境地，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普遍超过了上一时期，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由于一些作家对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还缺乏实际了解，因而有些作品生活实感较弱，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形象塑造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概念化的弊病，有些人物形象血肉不够丰满，甚至单薄苍白。一些作品虽反映现实较为及时，但缺乏精细的艺术磨炼，显得较为粗糙，以至影响了作品长久的审美价值。这一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虽也广泛注意到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并多次展开过专门讨论，但问题远未解决。
（三）第三个十年（1938—1949）的文学发展
第三个十年（1938—1949）的文学，通常叫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对文学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这一时期又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的文学，广大作家纷纷走出书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宣传一致抗日和爱国主义思想。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如街头诗、独幕剧等，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集体创作。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剧，作家们纷纷借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之口，反映严峻的现实，表达人民的正义呼声。其中，以郭沫若的《屈原》、《虎符》等历史剧最为成功，影响最大。后一阶段文学分为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大区域的文学。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针，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新文学以来前所未有的新主题、新题材、新形式，涌现出了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以及《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典型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作家和作品，显示了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国统区，作家的创作主要围绕反压迫、争民主的民主革命运动展开，出现了大量具有讽刺性、揭露性的作品，如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陈白尘的《岁寒图》和《升官图》等等，作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体裁，全面而深刻地暴露和批判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国统区很多作家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此外，沦陷区的张爱玲、钱锺书等人的创作也以独特的风格，显示了相当高的思想成就和艺术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以“五四”以来的现实生活为土壤的，但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外来文学的丰富营养：它一方面与中国民族文学遗产保持着承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汲取了世界文学潮流中有益的成分，现代文学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而且直接以近代文学为其先导。广大现代作家身上厚实的古典文学根基，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新文学创作。同时，现代作家又广泛译介了世界各国文学，打通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周作人、郁达夫、瞿秋白等等，都参加了对外国文学的传播介绍。这种介绍在思想倾向、艺术观念及创作技法上，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中外文学互相交融的历史，是在交融过程中建立民族新文学的历史。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30年，论是它自身的演变，还是它和时代社会的关系，都可以看出，它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相辅相成的；同时它又具有相对独立的鲜明特性。在30年的文学发展中，虽然出现了多样的创作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等，但总的说来，为人生、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渗透在整个现代文学的各个层面。
二、现代文学的根本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带有突出承前启后性质的一段文学，它具有自身鲜明的根本特点，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冲突与承传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体现出全新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生的精神风貌和崭新的文学表述方式，但它也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学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中国现代新文学与它几千年的文学母体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现既体现了现代新文学、新文化与传统旧文学、旧文化的根本冲突和根本转折，也体现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新文学、新文化与旧文学、旧文化是在联系中更新发展的。譬如现代小说的发展，中国小说源远流长，明清以来更是出现了众多白话小说，然而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中国现代小说以全新的思想内涵和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掀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展示了现代人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虽然它是全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孤立的，恰恰相反，它得益于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继承与吸取。中国传统小说的思想精华与多种艺术技法在现代小说中有一种形而深刻的承传。现代诗歌的发展亦然，中国现代新诗尽管是在对传统旧诗的反叛中出现的，但它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传统诗歌的美学意境、古典诗人的审美修养，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感时忧民、愤世嫉俗的传统精神，更是在深层次上对现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形的巨大影响。对传统的反叛往往是创造与更新的重要手段，而对传统精神的批判继承则是继往开来的重要规律。
（二）中外文学的相互交融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影响，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毫疑问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充分吸收了外来各国文学与文化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学的这一特点是当时整个时代特征的一个具体体现，而这一点又使中国现代新文学表现出了与以往几千年传统旧文学的根本不同。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形成与世界文学大潮的冲击有着密切关联。客观地说，现代新诗的诞生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来文化思潮的撞击和刺激。当最初一些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外国作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之后，那种自由开放的思想追求与艺术形态，正契合了“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使命，催发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诞生。
（三）伴随始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时代历史所赋予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使命，使之出现了一大批大家与名作，并在整体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小说方面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鲁迅与郭沫若，还有在长篇小说领域卓有建树的茅盾、巴金、老舍等诸位大家。有为人生写实派的小说作家代表叶绍钧、许地山；乡土小说的作家代表沈从文、王鲁彦等；幽默讽刺的小说作家代表沙汀、张天翼、钱锺书等；风格多样的女作家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苏青等；平和冲淡的学者式散文的代表周作人、废名等；各具特点的诗人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穆旦等；戏剧大师曹禺、夏衍等。3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深深痕迹乃至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家作品，我们只能说这是时代历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赐予。中国现代文学在整体上形成了自己的根本特质，这就是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艺术境界的不懈追寻。这种特质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应该说，中国现代文学在特定时空里出现的辉煌业绩，不是随便在任何历史时期里都能够出现的。懂得历史赐予的弥足珍贵，是一种深刻、成熟的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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