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理性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出来的文化产物，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与社会之间互动作用的结果。从西方公民理性形成的历史轨迹来看，公民理性的发展有其必要的经济机制、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公民理性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公民理性的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只有通过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具体而言，公民理性的发展既需要公民个人的自发启蒙，也需要国家有针对性的培养与引导，更需要社会整体氛围的熏陶与感染。公民理性发展的模式既需要借鉴西方那种自发生成模式，同样也需要有计划的建构生成模式。私人领域可以为公民理性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根基，公民教育可以为公民理性的发展提供系统化的培养和训练，政治社会化可以为公民理性的普及与传播提供多样化的形式和渠道，有序的政治参与则可以为公民理性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实践。可以说，公民理性的发展必将是多种力量、不同模式以及多元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

曲丽涛，山东牟平人。毕业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致力于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现为潍坊学院法学院教师，主持省市科研项目三项，在《山东社会科学》、《东岳论丛》、《内蒙古社会科学》、《求实》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几篇。